不要让职业病监管留下空白

　　职业病形势严峻
　　
　　大别山主峰金岗台脚下西北角，有一畔村落，名叫朱裴店。2007年正月初一，村里的马荣付“灯油耗尽”。他的死，使该村笼罩上厚厚的阴霾，近百口拥有和他同样病症的人心事重重，春节过得闷闷不乐。
　　朱裴店村人口较多，人均只有4分地，村民就算精耕细作，一年到头也仅够吃饭。村中个别不甘受穷的年轻人，为此外出打工，以贴补家用，并最终选择了在离家相对较近的江苏省宜兴市东镇轧砂。这些人过年回来后，村中其他年轻人见他们打工收入较高，老板又不拖欠工资，招工条件相对较低，觉得是一个好营生，于是纷纷奔走相告，成群结伴前往。
　　朱裴店村老人刘心祥，4个儿子中除了三儿子在打工中负伤留在家中外，其他3个儿子全在东镇轧砂，每年都能拿回一笔钱，让人羡慕不已。这样的好景并不长，一段时间后，刘心祥首先发现二儿子总在咳嗽，不知道究竟得了什么病，家里人把他的病当作肺结核医治，但始终不见疗效，直到二儿子弥留之际，才被最终确诊为矽肺病。二儿子死后，刘心祥发现大儿子、小儿子也出现了与二儿子一样的病症。为给这2个儿子治病，刘心祥倾家荡产，债台高筑，可这一切已无济于事。3个儿子因矽肺病相继死亡，死亡时正值青壮年，给老两口撇下了6个孙子、孙女，最大的只有十四五岁。
　　朱裴店村党支部书记何宗宽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该村先后有200余人前往东镇轧砂。东镇开有许多家个体石英砂厂，去那里谋生的人们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将山上的石英石轧成石英砂。轧砂作业中，采用的是干式作业法，没有防尘设备，这些人吃在矽尘里，睡在矽尘里，机器昼夜不停，他们也日夜伴着粉尘，结果得上了矽肺病。近年来，这些潜在的患者逐渐显现出矽肺病症状，截止到2006年，朱裴店村已有117人被确诊为矽肺病。其中，Ⅰ期三四十人，Ⅱ期、Ⅲ期七八十人，Ⅲ期已死了20余人。这些患病的青壮年，占朱裴店村全部成年男劳力的一半。尚存活的这些人中，情况也十分糟糕，一点体力活都干不了。王玉成夫妻以前都在东轧砂，两人现在的病情很严重；跟丈夫刘心朝一同去东轧砂的谢祖香，现在上坡下坡都喘不过气，病情一发作起来就咳血，而刘心朝兄弟两人也因矽肺病先后死亡。尤为残酷的是，诊断专家在诊断后即断言，10年内，这些人绝大多数将不在人世。
　　2006年10月份，卫生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等部门曾对全国10省市的职业卫生监管现状进行了调研，据参与调研的相关人士介绍，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浙江省泰顺县400余名民工，因参与沈阳至本溪的吴家岭隧道开掘，至今已有196人被确诊为砂肺病，确诊患病比例接近50%。其中，Ⅰ期矽肺患者110人，Ⅱ期矽肺患者71人，Ⅲ期矽肺患者15人，目前已有10余人死亡。江西省修水县上衫乡参加开山取石的农民工，至2003年初，已确诊患上砂肺病的30岁以下的青年人就有400人，其中40人已经死亡。
　　目前，我国职业病防治形势相当严峻。职业病发病呈现出量大面广，个案层出不穷，总体底数不清的局面；职业病危害因素，正在由城市工业区向农村转移，由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内陆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由大中型企业向中小型企业转移；职业卫生监管工作，出现停滞和滑坡趋势。
　　调研发现，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省每年有1200多万人前往东南沿海地区或煤炭生产大省打工，该省近2年来已受理职业病诊断申请7万多起。浙江省金华市截至2004年9月底，累计有尘肺病、可疑尘肺病人近6000例，因尘肺病死亡的患者最小年龄为28岁。湖北省黄石市从事有毒有害作业的单位有809个(不含乡镇以下企业)，接触职业危害的有7.6万多人，该市目前统计的职业病人就有4300多例，其中尘肺病人3700多例……
　　从这些省的职业病数据来看，这些年来，全国到底共有多少劳　　据卫生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专家介绍说，目前，职业病的盖子还没有揭开，这个底数也许是一笔糊涂账，谁也说不清楚，单各地方、行业统计数据和见诸于各类媒体的显性职业病例已十分严峻。2005年“第十届职业性呼吸系统疾病国际会议”上，卫生部执法监督司副司长苏志介绍说，目前，全国涉及有毒有害品企业超过1600万家，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数超过2亿，其中，中小企业中进城务工人员1亿多，乡镇企业务工人员在1.3亿以上。这些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员，主要分布在煤炭、冶金、建材、有色金属、机械、化工等30多个行业和领域。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国累计诊断职业病66万5043例。仅以尘肺病来说，全国尘肺病累积病例已达60万6891例，这个数字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尘肺病人的总和。卫生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专家指出，这个所谓的60万尘肺病人数，仅仅是2003年有关部门对国有大型煤矿的病例调查统计数，中间不包括在全国煤矿总量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地方、乡镇和个体煤矿病例数，也不包括冶金、建材、非煤矿山、化工等行业病例数。苏志介绍说：“由于目前厂矿企业劳动者的体检率低，报告不全，专家估计中国尘肺病的实际发病数字要比报告病例多10倍，实际病例数可能不少于100万例。”
　　尤为严峻的是，卫生部副部长蒋作君在此次国际会议之前的“全国职业病防治电视电话会议”上即指出，现在每年新增尘肺病例约1万例，每年报告的职业中毒和生产性农药中毒病例近3万例，报告中毒死亡数约1500例……

　　由此看来，国家相关部门目前累计的“报告病例”，与这些大量存在的“未报告”和“隐性”的职业病病例相比，只是冰山一角罢了。
　　
　　监管呈滑坡趋势
　　
　　与当前我国职业病的严峻形势相比较，我国的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表现出来的则是体制不顺，整个职业卫生监督管理工作呈现出停滞不前甚至是滑坡趋势。
　　建国以来，我国职业卫生监管职能发生了3次重大变化。自新中国成立到1998年，职业卫生监管工作归口国家劳动部门，此时，相关技术支撑体系得到逐步建立和完善，再加上工业化生产没有现在这样的普及程度，国家每年公布的职业病发病情况(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每年都要公布职业病发病情况，近年已未公布)，远没有现在这样严峻。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国家将劳动部门承担的职业卫生监管职能划归卫生部门，但卫生部门职能侧重在治疗，导致职业病预防工作弱化。2002年5月1日，《职业病防治法》公布以后，宣传、贯彻的力度也不大。从2003年起，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将职业卫生监督管理的职责进行了调整，交由卫生部门和安监部门共同承担，其中作业场所的职业卫生监督管理，划由安监部门负责，以期强化作业场所现场监管。2005年，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又明确将此项职能划归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煤矿安全监察局)，但现在这项工作在安监部门尚处于起步阶段。
　　专家分析指出，正是职业卫生监管体系和职责划分上的变故，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正常的职业病监管工作。
　　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职业卫生监管机构的屡次划转，导致了职业卫生监督技术支撑体系建设的止步不前。行业人士指出，现在的职业卫生监管工作，有点像在“为他人做嫁衣”，划来划去，使相关监管部门没有心思加强监督技术力量建设及装备配置。职业卫生监管机构的屡次划转，还导致职业卫生监督技术力量及装备的严重流失。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时，国家将劳动部门承担的职业卫生监管职能划归卫生部门，但因各种原因，原来已建立的以工程技术为主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在这次划转中逐步萎缩或消失，专业人员严重流失。原职防机构大多一分为三，分别进入疾病控制、监督和综合医院(职业病临床部分)；企业职业病防治机构，在企业改革中作为社会职能被分离到社会或精简萎缩；高校职业卫生科研、教育、服务严重削弱，对职业卫生感兴趣的学者越来越少。2003年，中编办又将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职能划归国家安全监管局(煤矿安全监察局)，却并没有增加相应的编制，由此导致职业卫生监督力量的严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