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分析了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三大成因，四大危害，结合职业卫生执法工作实际，探讨性地提出改革行政体制、统一职业卫生行政职能、建立“跨行政级别执法模式”、广泛深入宣传《职业病防治法》、不断提高执法水平五项对策，仅供同仁参考。<?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实施已经五年多了，职业卫生执法仍然步履艰难。当前我国职业病危害形势依然严峻，全国每年新增尘肺病例约1万例，职业中毒3万例，有的地方职业病危害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出现“尘肺村”、“中毒村”。甚至发生因职业病纠纷处理不当而堵塞道路、罢工、游行、集体进京上访等影响社会和谐和稳定的事件。职业病危害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1］。职业卫生执法滞后，问题是多方面的，有国家经济转型期的系列问题，有国家职业卫生监管和职业病防治体系问题，有卫生系统执法水平和能力问题，有企业法人和劳动者素质问题，本文重点讨论的是地方保护主义影响问题。
一、地方保护主义的成因
地方保护主义，是指政权的地方机构及其成员，以违背国家的政策（法规）的方式去滥用或消极行使手中权力、以维护或扩大该地方局部利益的倾向。“保护主义”最早由1848年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提出［2］。地方保护主义作为一种以地方利益为本位的社会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早已存在［3］。经济体制改革前一般称之为地方主义、部门主义、本位主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则泛指是指地方政府为了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损害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的错误倾向［4］。我国现阶段地方保护主义在许多地方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由单一行政手段发展成为采用经济的、行政的甚至司法手段。地方保护主义产生归纳起来又三大成因：
（一）政治经济体制因素
一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 “双重领导”的条块结合的管理模式：职能部门负责业务，而地方政府管“人、财、物”，在管理中一直居于主导支配地位。二是由于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标的多样化，地方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复杂化了。我国自1980年起实行了"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模式，1993年起实施分税制，调动并刺激了各级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由于事权的下放，地方政府对于所属区域的整体掌控能力大大加强，自我独立意识开始被唤醒。逐渐从单一中央政府的代理人的角色转化为掺杂了相对独立利益意识的角色，各级政府竞相攀比，将发展经济开辟财源作为政府的首要职责,用于公共服务的资金长期不足。三是由于历史形成的地域权力和地方政府的身份优势没有规范的约束，个别官员以“发展经济”为借口，以屏蔽以权谋私和腐败现象，比如在企业持有股份，甚至自己办厂等等，对其他地域和本地域处于身份劣势的当事人利益的侵害就在所难免了。
（二）人文因素
地方保护主义必然与中华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是地域亲和和排异直接滋生地方保护主义。二是中庸之道无原则的包容和麻木，间接地为地方保护主义提供了天然屏障。三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传统“济世”思想影响，与那些鱼肉百姓、草菅人命相比，确实道出了为官者对其负责的地域和事项的高度责任感。但是，从法治角度分析，其片面性显而易见：首先，它颠倒了“公仆”与“主人”的关系，以救世主的姿态掩盖了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群众在地区社会发展中的主力军作用。其次，它将“造福”绝对化，无法体现增进社会福祉所需要的各种手段。由于自居“造福”的救世主地位，如果在任期内没有明显的“政绩”那就等于没有做官的资本。于是，采取措施急功近利，为吸引外商投资，出台各种特殊政策，甚至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为优惠条件；将科学发展观挂在嘴上，为追求眼前利益，不惜牺牲长远利益和社会公序良欲，包庇纵容包括侵犯劳动者权益在内的种种不法行为。从最初造福一方的良好愿意出发走向了它的反面。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的地方，往往伴随着领导干部的素质的普遍低下和思想意识堕落的问题，这是放松思想政治教育，放任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和其他消极反动思想的任意侵蚀的恶果。
（三）法制因素
一是我国法制尚不健全。地方利益全局利益的界限不明确，导致中央和地方在事权、物权、财权等方面界限不清，未能通过具体的、明确的、权威的法律来界定。二是我国法制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一些法律已经不能适应经济飞速发展的需要。三是依法行政机制未建立。比如，国家职业卫生现场监管职能调整后［6］［7］，出现安监部门无“法律”监管、卫生部门无“职能”监管的局面。类似法制上的重大缺漏，也是地方保护主义利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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