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病的诊断与鉴定是身患职业病的劳动者享受职业病待遇，获得工伤保险和民事赔偿的前提条件，对于等待救治的劳动者是一道必须跨越的法定程序。为此，《职业病防治法》（以下简称《法》）第四章以及《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三章都专作规定。近年来，劳动者申请职业病认定而不能的事件表明：职业病认定法规亟待修改完善。
申请主体：仅有劳动者是不够的
根据《法》第40条和《办法》第10条的规定，劳动者是提出职业病诊断申请的主体。法定的申请主体实质上是法定的责任主体，即承担了导致还应法律责任的申请义务。在这一点上，这两项法条都远不如《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后者首先将用人单位规定为申请责任人，再辅之以“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加以强化。
这一强化在职业病认定中更为必要。因为当患职业病的劳动者本人不能提出申请，如在“职业中毒”中死亡与昏迷，或者如同“开胸验肺”事件中的张喜才已经死于尘肺时，修改与完善这项规定的理由就更加明显了。当张海超及其工友得到职业病认定并得到赔偿时，法律没有任何理由不为张喜才的遗属们得到应有的权益提供保障。
申请手续：劳动者难以承受之重
根据《法》第42条的规定，劳动者的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是职业病诊断的必备要件；《办法》第11条更直接地要求“申请职业病诊断时应当提供：(一)职业史、既往史；(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三)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四)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五)诊断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必需的有关材料。”这些材料对于职业病的认定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第42条接着规定“没有证据否定职业病危害因素与病人临床表现之间的必然联系的” 应当诊断为职业病。第11条换了个说法：“没有职业病危害接触史或者健康检查没有发现异常的，诊断机构可以不予受理。”单独由劳动者齐备这些法定材料显然是不可能的，必须依赖于用人单位的配合乃至主动——这又并不都是可能的。
再者，还存在用人单位愿意配合与主动却不能的情况，如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发生、发现职业病前已经倒闭、破产或者注销。由于职业病多有长期接触、长期潜伏、缓慢发病、病程较长的特点，当劳动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患有职业病时，用人单位已经消失了。此时，申请职业病认定的劳动者根本就找不到用人单位，也根本就不可能提供法律规定的材料，申请人的职业病认定也就完全没有可能性了。面对劳动者此时雪上加霜般的无助与无望，现行的职业病认定法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追究责任：对劳动者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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