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23日，在广东东莞某私营企业打工的河南农民工阳某因交通事故死亡，该私企未给予其父母任何丧葬抚恤待遇。阳某父母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起申诉，请求裁决由该企业给予丧葬费10500元、一次性生活困难补助费37060元。该私企辩称，阳某的交通事故不在上下班之时，也不在上下班途中，且阳某父母已获得交通事故责任人的赔偿，再行申诉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在查明阳某因交通事故死亡属实的基础上，依照劳动法、劳动保险条例及相关规定，认定阳某虽为私营企业职工，尽管劳动保险条例未把私营企业列入调整范围，但是劳动法把私营企业列为调整范围，阳某非因工死亡也应享受相关待遇。裁决该企业给予阳某父母丧葬费及救济费10500元。因阳某父母不具备被供养条件而被驳回其一次性给予生活困难补助费37060元的请求。该私企对仲裁结果不服，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两级法院审理，终审判决维持了仲裁的裁决结果。
法律视点
过失与故意：
衡量利害关系得出界定标准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院长 何树志
企业员工非因工导致伤亡的，在各地颁布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中，均赋予了企业员工或其家属可向企业请求享受非工伤抚恤待遇的权利。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员工非因工死亡，企业应给予抚恤，并没有排除一般的违法行为不享有非因工负伤死亡的待遇。因此，享受非因工伤亡待遇是职工的合法权益，单位应对其死亡予以适当的补偿。
各地法规和规章虽然都原则性规定，劳动者非因工伤亡可向企业请求享受非因工伤亡抚恤待遇，但就“哪些行为导致劳动者伤亡的，属于非因工伤亡范畴”这一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划定。也就是说，在法规与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个法律盲点。基于此，各地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大致形成以下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劳动者的死亡一旦被确定为不属工伤，就应将其纳入非因工伤亡范畴予以保障。
劳动者无论是因工伤亡或非因工伤亡，还是因疾病非因工伤亡或因自杀、犯罪违法等行为伤亡，均会给死者家属在精神上造成极大的刺激与伤害，对于死者为家庭主要劳动力的，甚至会严重影响其亲属日后的生活。法律法规规定企业经营者应对非因工伤亡职工给予相应的抚恤金费用补救，意在弘扬我国传统的扶危济困美德、让经济实力相对较强的经营者支付一定数额费用对死者家属进行精神上的抚慰，以减轻其暂时的生存压力，帮助其渡过难关。为此，应将劳动者除工伤外的一切伤亡均纳入非因工死亡的范畴，加大对劳动者家属的救助力度。
第二种意见认为：劳动者因自身违法行为或犯罪行为所导致的伤亡，应排除在可享受非因工伤亡抚恤待遇的范畴之外。
从法律所倡导的公序良俗原则来考察，自杀、违法犯罪等行为不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而且不为法律和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所认可。若将企业员工因违法或犯罪行为所导致的伤亡纳入“非因工死亡”的范畴，让经营者为此支付抚恤金等费用，会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些行为披上“认可”的外衣，不仅违背公平原则，无理加重企业经营者负担，还容易引发部分企业员工因经济窘迫等原因通过该种行为为家属“套取”金钱，从而在社会上酿成严重的道德危机。
本案中，生态果园经营者冼东良所持的，正是这种观点。
我们认为，哪些行为应纳入“非因工”伤亡的范畴，哪些应排除在外，这实际上是一个利益考量的过程。应把握事实的本质，结合社会环境、社会价值观念等因素，衡量利害关系得出界定标准，努力实现利益分配均衡。由于企业员工的过失行为导致自身伤亡的，应纳入可以享受非工伤抚恤待遇的保障范畴；而对于企业员工的故意行为导致自身伤亡的，则不属非因工死亡保障范畴。企业员工故意实施自杀、犯罪等行为导致自身伤亡，不但给实施者造成自身伤害，而且还可能给社会或他人造成伤害，这既不为法律所认可，也不为传统道德所认同。在此情况下要求经营者支付抚恤金等费用，于情、于理、于法均不符，应将其排除在“非因工死亡”的范畴。而如果企业员工实施行为时只是过失、不存在追求或者放任其自身伤亡、他人伤害或社会损害的故意，那么就其主观意识而言，对于伤亡的结果仍是情有可原，有必要提供一定的救助。
从另一个侧面来看，立法要求企业对员工非因工伤亡给予补助，其原意在于帮助伤者本人渡过难关，或者抚慰伤亡者家属所遭受的巨大精神悲痛，而不在于鼓励伤亡者所实施的行为。因此，将企业员工过失行为导致伤亡的情形纳入“非因工伤亡”之范畴，不是对社会道德和企业责任的曲解，而是对扶危济困传统美德的全新诠释。
综上，我们对员工非因工伤亡请求救济金抚恤金的案件，裁判认定的标准是：企业员工过失行为导致伤亡的，应纳入“非因工伤亡”范畴；企业员工故意行为导致伤亡的，不属“非因工伤亡”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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